欧洲人情感思维 思维和情感的区别

理性和感性思维的区别

　　理性思维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后天刻苦的学习和训练，其中自然科学的学习对理性思维能力的养成意义重大，但这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有的人学了一些科学理论，知道了一些科学知识，但对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并没有深刻的领会，也未能养成理性思维的习惯。下面我为你整理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的区别，希望能帮到你。

　　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的区别

　　中国古代重视文史类文化，西方近代重视理工科文化，相比较而言，中国人的感性岁肢思维强，西方人的理性思维强，这也是造成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根本原因。

　　一.中国人的思维极缺逻辑性和求证性,缺乏思维工具的运用,学者指出:中国人的主流思维仍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的特点是模糊性;概念是模糊的,思维是模糊的,对事物的认识也是模糊的。

　　以上几种所谓‘模糊’最突出的是概念的模糊。概念模糊就很难清晰地认识未知世界,概念模糊是我们中国人致命的思维弱点。若一个人概念模糊,你就不可能和他讨论清楚任何问题。所以,概念模糊也为转移话题和诡辩术留下了空隙,轻视概念是不可能对范畴产生兴趣，也不可能上升为抽象逻辑思维。因而我们国人思维重视直观和经验,满足于通过直觉得到一个整体的粗浅的印象,而不作周密详细的分析。所以中国传统思维特别依赖于感觉,重视具象的知觉.这样的思维很模锋难对事物的本质进行分析,也就缺少积极性去探索未知领域,这样,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这样模模糊糊地走过来的,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不能用正确的方法思考问题。

　　二.缺乏对思维科学的研究使中国人进步缓慢虽然中国历史上出了不少的哲人,思想家,但似乎没有一个进入思维领域本身的研究,如何正确地思维,一直不是中国文人视野中的对象。思维的科学在中国文化历史上也几乎是一个空白,而西方从2000年前就开始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这种经久不息的研究,把思维工具打造得越来越犀利,逐步成为西方主流的思维模式.而中国正好相反,我们先秦时期由于中国古代一直未对思维科学进乎码世行过研究,对思维的工具性缺乏自觉的认识,先秦时期我国的逻辑思维的火花,就一瞬即灭。古希腊的思想家一代比一代强,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是柏拉图;柏拉图的老师是苏格拉底,这些学生和老师,一代超越一代。

　　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是‘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因而这些大思想家的学生们对老师们的学问,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更有发展,把思想领域的研究成果从一个台阶到另一个台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这也是希腊学术的传统。因为学生们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自然看得更远.而中国的传承正好相反:孔子的七十二个最好的学生中没有一个超过老师的，没有一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而是趴在前人的胯下看世界,自然也就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西方是在怀疑和批判中进步,而中国是在诠释遵从中徘徊和衰落,还有人指出:“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的感性思维能力很发达,而理性思维的能力却相当欠缺,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位思想家。

　　有人也许指出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都是思想家,但按照欧洲人的标准,思想家是指具有最高理性思维水平的人，而诸子百家的学说,基本上都是关于伦理道德等感性思维方面的学说,与慎密严谨的西方哲学相比,显得十分粗糙而肤浅.比如作为中华思想代表的儒学,其核心思的“仁”,“礼”等,都是教导人们怎样立世为人的学说,而不是教导人们怎样进行理性思考的学说。对于中国最大级的哲学家孔子的学说,黑格尔是这样评价的:‘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

　　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中国人每每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都是属于经验上的发明或发现,而不是来自理性的推理与思辨。

为什么叫蓝色的多瑙河

约翰·施特劳斯（奥地利1825年-1899年）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支圆舞曲能够像《蓝色多瑙河》这样充分表现出欧洲人的细腻情感和人文关怀精神，而且古典维也纳舞曲在这里也得到忠实的演绎和诠释。乐曲时而庄严稳重，时而轻松活泼，时而又激情澎湃，是一支颇能反映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代表作品。——奥地利著名指挥家、乐团首席指挥戈者棚特佛·瑞德拉贝尔约翰·施特劳斯的一生完全在创作和演出中度过，他的指挥和演奏光彩焕发，能使听众为之心旷神怡。他的作品也赢得了许多作曲家如柏辽兹、李斯特、勃拉姆斯漏桥、封·彪罗和瓦格纳的高度评价，封·彪罗曾称他为“绝妙的魔术家”，并说“他亲自指挥演奏自己的作品，使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音乐享受”。从施特劳斯诞生时起，他的一生就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的主人公以世俗成功的面目，处于辉煌的境地中。时至今日，印有施特劳斯家族徽记的神话不仅没有坍塌，相反有飙升之势。毕其一生，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可以看成是维也纳风情的音乐读本。

约翰·施特劳斯生活在19世纪中期至1899年的维也纳，他的作品《蓝色多瑙河》、《南方的玫瑰》、《维也纳森林的故事》、《醇酒、女人与歌》、《皇帝圆舞曲》、《维也纳气质》等，本身就是一部维也纳风情的编年史。在一首搜则年一度的约翰·施特劳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响起，像圣诞过后，又来了一位新的神祇。当欧洲音乐从起初的群体圣咏转入对个人心灵的关照时，那个属于音乐的基本的东西丢失了。约翰·施特劳斯的神话恰恰弥补了这种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