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苗人的巫蛊想象中，一般没有蜘蛛、蜈蚣的出现。而蜈蚣在汉人社会的练蛊过程的想象里是五毒之列。但是，苗人的分类却不一样。蜈蚣被看作由蝴蝶妈妈十二个蛋里孵化出的重要的物种，和人类有紧密关系。而蜘蛛的出现往往被视作某种启示，它附带有人的一个灵魂，如果打死了蜘蛛，那么就会伤害到这个人的灵魂。传统苗人一般不会打蜘蛛，这与人们的宗教信仰观念有关。在黄平地区一般传说的“蛊”多为“蛇蛊”、“蛙蛊”、“蚂蚁蛊”、“毛虫蛊”。这与汉人的“蛇蛊”、“金蚕蛊”、“蜈蚣蛊”、“虾蟆蛊”的说法有重合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
所以，苗人社会是以自己的方式内化汉人的巫蛊观念。周继勇在论述苗族宗教时指出，“但苗族对外来宗教并非完全承受，而是部分接受，并揉合了本民族的意识，赋以本民族的色彩，而形成苗汉结宗教形态。”苗人的巫蛊传说混杂了汉人巫蛊传说的内容，并附带上自身的特点。例如：
有一家的一个媳妇做饭特别香，姑嫂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放够了盐做出来的饭也没有她做的香呢？也没有看到她怎么放油在菜里？于是，为了弄清楚原因。白天她们假装外出做工，其实悄悄地躲在楼上看究竟。结果发现，这个媳妇在做饭时根本没有放油，而是有蛇群在锅里游动。姑嫂质问“你在做什么？”，她们很生气就用木棍戳死蛇，媳妇也死了。这个故事大概源于邝露《赤雅》（明末）中“蛊成先置食中，味增百倍”的说法。
有一家的老婆婆有“药”，她床地下的埋着一个罐子，里面有蛇、蛤蟆。有一天媳妇帮她收拾床时，发现了这些东西。她也没有声张。第二天，她让婆婆和丈夫都出去做活。自己烧了一锅开水，倒进坛子里把蛇和蛤蟆都杀死了。不一会儿，婆婆回家来了。媳妇问她怎么这么早回来，婆婆说不舒服，就径直爬上楼梯。刚到床上就死了。这则故事是干宝在《搜神记》中荥阳郡巫蛊故事（见上16 页）的翻版。开始都是一个“累世为蛊”的家庭娶了一个新媳妇。故事的戏剧冲突在中间，新媳妇都偶然发现蛊蛇，于是“妇乃作汤，灌杀之。”最后的结局是蛇死人亡。
涪宕先生记载过一则人们关于村中某一家人蛊的来源的故事，如下，
据说，原先他家没有“蛊”，而他的外祖母有一次去集上买幼蚕，提到家里揭开篮子一看，原来盖帕底下的小蚕全部变成了一篮的青蛙，蹦蹦跳跳的，才知上当，把“蛊”买回来了。要是她早在途中发现，将篮子一扔，骂它一通，也就没关系了，但现在已提到家，丢、骂已无用，也只好好悄悄的算了（笔者想：此等事情，绝需保密，既然是“悄悄的算了”，为何还有人知道呢？说法的本身就自相矛盾）。
其实这则故事不过是汉人“嫁金蚕”故事的翻版。蛊都被与蚕联系起来（只是这里的传说是实际的蚕，而不是“金蚕”），蛊都是可得之可送之，都谈到“道”或“途中”。
这些巫蛊传说虽然从来没有被证实过，但是还是有许多苗人把它们视作真实的事件，并坚信有“jab药”人家的存在。
至于人们的“jab（蛊）药”的具体来源，有以下说法。其一，“jab（蛊）药”是祖上传下来的，在她的父母甚至更老的一辈人那里开始就有“jab（蛊）药”了。其二，由于与有“jab（蛊）药”之家联姻，所以也变成了有“药”之家。其三，由于捡拾了金银或衣物被传染上的。汉文古籍中关于蛊毒的传递方式也有相同的记载。
关于施毒的手段，一般传言会说利用酒食下毒；也有人说通过说话放毒，还有人说通过用眼睛看也可以毒人。另外还有传说认为有“jab（蛊）药”的人在家里，什么都不需要就能让无辜者中毒。这些奇异的放毒方法恰恰暴露了苗人社会的巫蛊传说也不过是人们对于他者的巫术想象和恶意指控。
对于解蛊的方法，人们将煮熟的鸡蛋除掉蛋壳和蛋白，留下蛋黄，用手帕将银钗一头和蛋黄裹住，在病人的身体上来回擦拭，打开以后，蛋黄中心如同有虫吃过。其实，这种方法也用在其他许多疾病的治疗上。
苗对于毒药知识，人们并不认为所谓有jab（蛊）药的人会比平常人懂得更多。对于巫术，人们认为那是一部分人的专长，有人通过拜师学会，有人病痛。有jab （蛊）药的人只是通过她的jab（蛊）药来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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